佛教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到和谐人际、安顿人心的最基本的社会作用。在当代社会主义制度时期，探讨佛教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是佛教最重要最新的历史使命。

(一)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各个阶层中曾起到广泛影响，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和信仰。思想意识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各种社会都有它的成长和衰落的过程。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意识也就不一样。佛教就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政治斗争的环境中，不停顿地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实践证明，佛教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融入到思想意识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身份认同，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艺术的资源，蕴藏着深厚、宝贵、鲜活、和谐理念以及实践经验。这些都为佛教发挥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提供了不可取代的资源。在当代社会主义制度时期，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复兴时代，一个鼓励智慧源泉充分涌动，创造活力，竞相进发的热潮。中共十六大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议同时决定：“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为弘扬佛教文化中的优秀内容提出了新理念、新适应、新课题。这样，中国佛教无疑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缘，拉着佛教向前奔跑。在这个时代佛教是大有作为的。

在新的时代潮流中，佛教也面临着新的变迁。现在，全社会融入市场经济轨道，世界急剧变化，大国相继崛起的同时，佛教不管是佛团还是佛教信徒个人都面临着发展机缘和新的挑战。江南逢春，杂花丛生，社会充满着诱惑与活力；社会又显得躁动不安。于是佛门也就难得清净。那么，如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从而发挥佛教的优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就是当今佛教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赴初居士在其所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向全国佛教徒提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挥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挥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国佛教和教徒的活动应当有利于或服务于与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无论佛教文化对我国思想界、哲学界、文艺界的影响，都不容忽视。无论佛教经典、雕刻、绘画、音乐、建筑等等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对中国佛教是有很深的认同的。江泽民主席为佛教题词：“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佛号经声唤回苦海迷路人。”胡锦涛主席提出：“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就是要去恶为善，就是“戒”。作为普通公民都要“依法”“守戒”，那么，佛教教徒、僧人呢?就应当领先以慈悲之心“依法”“守戒”。温家宝总理说：“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时代、民族、国家樊篱的特性”。这些道理和教言都是佛教探讨研究深层次的理念基础和实践的指路明灯。

(二)

佛教是在与社会的协调适应之中发展前进的。戒律也不会都是一成不变、死搬硬套的。有的需要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有略有广，有开有庶，有简有繁。在不违反佛教基本教义的前提下，不妨努力去探索与当代社会相结合的新内容、新形式。既要善于总结成功和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海外在僧人教育和僧团管理方面的经验。鼓励、支持有利于整理和研究戒律的学术活动，在佛教媒体中普及戒律知识，宣传严持戒律的典型，营造讲究自律的氛围，严持戒律的风气。当然，基本的理念必须坚持，对所有僧团或法师来说，应以坚守“六和敬”为基础，才能保持佛教的清净团结和睦，倡导“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顷，社会和美，文明和谐，世界和平”的新“六和”的愿景。

中国的佛教界应当以“社会和谐，从心开始”的愿力出发明确学佛的方向、路径。《楞严经》讲：“摄心为戒，以戒生定，以定发慧。”如果说：“人心开始”是讲“定”，“以戒为师”是讲“戒”，绍隆佛种，就是讲“慧”。故此，“从心开始”探讨佛教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首要的是“以戒为师”，探讨的内容很多，作为佛教的教徒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适应当代社会制度的基本要求。历史如此，当代如此，将来也如此。在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就是佛教的“慈悲”适应点。怎么适应呢?比如说，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方肥沃的金土地，佛教就是这方土地上的一颗苗，地肥禾苗壮，地瘦禾苗黄。再说，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尊重规律，规律就是“法”，“八荣八耻”就是去恶为善，就是“戒”，作为佛教的教徒和团体的一切活动，都要领先“依法”、“守戒”。我们认为这就是适应的基本点。

二是要立足佛教的根据追求。佛教认为，“自净其意”的真谛，首先是从“戒”开始的。戒为正法久住之根，戒为佛法慧命之所依。“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佛教如无戒律之维系，则佛法失坠，僧团失和。而戒定慧在三学中，戒学为首，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由慧趣入解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三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佛教的历史进程是辉煌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少挫折，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佛教的存在、发展，主要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唐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二次统一王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佛教随着国情发展盛大，盛快、盛兴。是中国佛教繁茂的时期。宋、元、明、清、至“五四”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政治制度的改变，中央集权强化，中国的佛教形成以儒家为中心，佛教走向衰微，渗透儒家内部，起着一定的作用。同时，产生了西藏特色的佛教。清末，“五四”运动，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改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一时期佛教有所发展，在社会上有了相当的影响，由于西方现代思潮拥进中国，佛教的服务对象及其社会作用与古代佛教也有所不同，产生了欧亚现代思潮汇合时期的佛教。实践证明，佛教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化而兴衰成长的。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历史遗训，不可不察。

四是要弘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史载玄奘西行，是为求律，鉴真东渡，乃为弘律，弘一闭关，专修律宗。每当佛法衰微陵替之际，古德先贤，高僧大德都不约而同地大声疾呼“以戒为师”，怀海禅师订立《百丈清规》，宗喀巴大师高树戒律的法幢，都在中国佛教界发展史上传为佳话。其精神应当传颂，切不可失落。

五是要提倡建设“人间佛教”。从太虚大师到赵朴初居士，一直到当今两岸，许多高僧大德，都在孜孜探索、积极思考，大声疾呼，努力践行，“人间佛教”。中国解放初期，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明确指出：“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民。”我们认为，要想今后的中国佛教有稳定性，有组织体，有团结力，必须积极于律制的推行；要想中国的佛教僧团有统一性，有活动性，必须推行律制的教育；要想佛教徒们层层相因，彼此节制，保持身心的清净，必须强调以戒为师。佛教“戒”的要求应该比世俗规约更高。因为社会的法律，法规是来自外在的约束，属于他律；佛教的戒律则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属于自律。戒是要用来规范自己的，而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戒律的精神，在自我发心的清净受持，在于实践菩萨道。

六是佛教要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释大乘论》卷十一说：如来制戒有二意；“一为声闻自度故制戒；二为菩萨度他故制戒。”佛教的戒律不仅禁止做一切恶事，更要积极地行一切善事，也就是要净化自己，利益他人。做坏事是犯戒，不做好事也是不持戒。佛教讲身、口、意。如果大家都“意”存好心，“口”说好话，“身”做好事，社会怎能不和谐呢?

(三)

作为佛教的信徒认为，“以戒为师”是佛教长久住世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是佛教为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佛教人才辈出、僧众团结共事的依托和保障。我们呼吁重新举起“以戒为师”的旗帜，就是要在佛教内部防微杜渐，见微知著。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和管理。把极少数的教徒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依戒消除。同时把少数僧人、居士的信仰淡化、戒律松驰、拉帮结派、聚众纷争、刚愎自用、私欲膨胀的孽障统一进行依戒治理。把中国的佛教建设成一个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护持三宝，坚持正信的佛教团体。

中国的佛教，目前正处在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在各个领域呼唤僧才，呼唤大师，涌现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化，持戒上是楷模、品德上能服众的德才兼优的僧人法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事务条例》，坚持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引导正信，净化人心，服务社会，化导众生，把佛教建设成为一个既有道风，又有学风；既能对内安僧办道，又能对外弘扬佛法；既能继承佛教传统，又能适应时代潮流的现代丛林，为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