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当时新中国的《宪法》尚未制定，《共同纲领》与《宪法》起着相同的法律作用。
这一开明的宗教政策，促使很多宗教领袖带动信教群众加入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来，成为强大的进步力量，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1952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西藏致敬团时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和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这个谈话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正确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成为建国初期处理宗教事务的指导方针，为《宪法》宗教信仰自由条文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条文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用国家宪法的形式加以条文化和法律化。从此，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得到宪法的确认与保护。
1957年，毛泽东主席作了“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讲话。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民遭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在这期间，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被迫停顿，佛教组织陷于瘫痪，寺院遭到破坏，整个佛教界同各项事业一样遭受了一场浩劫。
1976年“文革”结束，各级政府和佛教界联手开展落实宗教自由政策、恢复寺院功能的工作。此后二三十年中，由于政府对佛教事业的支持，佛教得到飞速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佛寺得到重光，而且在法务、僧伽教育、佛教文化、佛教对外交往方面的发展与规模都是数百年来所不曾达到的。同时，中国佛教界也提出了一条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中国佛教必须与中国当代社会相适应；中国佛教必坚持佛教正统的缘起性空，诸行无常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人生观；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的道德观。还要在哲学、文学艺术、论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发挥优良传统，为社会文明作贡献。此外，佛教界还发扬“爱国爱教”的精神，积极响应政府“与时俱进”的号召，做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
正是由于政府与佛教界关系的空前融洽，宗教政策的正确与宽松，佛教才得以在当代中国社会蓬勃发展，出现了数百年来不曾出现过的大好局面。 二、中国佛教的统一组织—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佛教协会是全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关于中国佛教协会的基本情况，可从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2002年9月召开）通过的新《中国佛教协会章程》的《总则》中了解。《中国佛教协会章程》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国佛教协会。
英文译名：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英文缩写：B．A．C。
第二条 本会是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其宗旨为：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弘扬佛教教义，兴办佛教事业，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加强佛教自身建设；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团结各民族佛教徒，倡导人间佛教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贡献。
第三条 本会任务：
（l）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维护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佛教团体、佛教活动场所、佛教文化教育机构及佛教自养服务事业的合法权益；密切联系各民族佛教徒，深入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就落实宗教政策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
（2）加强对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提高佛教徒爱国主义觉悟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觉性，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
（3）支持地方佛教协会开展会务，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分会），在佛教事务上实行指导和检查。各级地方佛教协会（分会）、各佛教寺院、各佛教院校和其他佛教组织有义务贯彻执行本会的决议和决定。
（4）督导佛教寺院搞好自身建设和管理，严肃清规戒律，树立优良的道风学风，开展正常的法务活动，制定寺院管理、教制仪规等规章制度和具体办法。指导和督促居士团体健全组织，完善制度，加强团结，协调关系，精进学修，护持三宝，遵纪守法，服务社会。
（5）兴办佛教教育事业，培养佛教四众人才，提高佛教界的整体素质；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编印流通佛教书刊，保护佛教文物古迹。
（6）引导佛教徒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兴办符合佛教特点的自养服务事业，支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造福社会，利益人群。◎ 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法师
(7）开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侨胞中佛教徒的联谊工作，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团结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和佛教事业的发展。
（8） 发展同各国佛教界、国际佛教友好组织、国际宗教和平组织的交往与合作，促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
第四条 本会会址设在北京。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于1953年。发起人是虚云法师、喜饶嘉措大师、圆瑛法师，赵朴初居士等。在50年的历史中，一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年9月16－20日，中国佛教协会召开了自成立以来最隆重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除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外，还有一批充满朝气的中青年僧人进入领导层，这标志着中国佛教协会已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少壮派将会使中国佛教与现代社会更加融合，佛教事业的开展也必将更加全面与深入。
喜饶嘉措◎ 喜饶嘉措大师 喜饶嘉措（1883—1968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藏族佛学大师，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的一个藏族家庭中。他自幼学习佛经，先后就学于家乡的吉雷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和西藏的哲蚌寺。他精心苦读，潜心佛事，精研经典，使他终于成为誉满藏区的大学者，1916年他获得了西藏佛学界的最高学位——格西拉仁巴。1918年至1932年间，喜饶嘉措大师应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邀，在罗布林卡行宫主持编订出版了藏文《布敦全集》和《大藏经·甘珠尔》。
1936年，国民党政府礼聘喜饶嘉措大师为国立五大学——即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讲师。1937年喜饶嘉措大师离开西藏，假道印度到南京，开始进行宣传西藏文化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喜饶嘉措坚持留在大陆，他曾担任过青海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但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和中国佛学院院长。喜饶嘉措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二、三届会长，在此期问，喜饶嘉措大师为推动民族团结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维护国家统一，弘扬传统文化，也作出了很多贡献，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还多次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国，为增进中国佛教界与周边国家佛教界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班禅额尔德尼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年），青海省循化县温都多人，原名温都·贡布才旦，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名古公才旦，母亲名索南卓玛，家里还有一个弟弟。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圆寂于青海玉树寺，班禅堪布会议厅开始寻找转世灵童，贡布才旦与其他几个孩子被选中，经抽签，贡布才旦被确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供养在塔尔寺中。1949年6月3日经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同年8月在塔尔寺普观文殊殿前大讲经院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大典，取法名为“洛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
十世班禅坐床后，初随九世班禅的经师拉科活佛学习，因拉科岁数太大，主要由喇嘛嘉雅指导。1949年10月1日，年仅11岁的班禅致电中央，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愿为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作出贡献。1950年1月31日，他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独立”的行径进行谴责。1951年4月27日，他率领堪布会议厅45人抵达北京，参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于5月23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9日班禅发表声明，对《协议》的签定表示热烈拥护。次日致电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表示愿与之精诚团结，共商国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班禅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同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他才16岁。从此，班禅不仅是西藏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成为国家的领导人。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他又相继担任了第一副主任委员、代主任委员等职。1956年11月，他应印度政府邀请，赴印度出席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在印度各地进行了友好访问，贝纳勒斯佛教大学授予他荣誉佛学博士学位。
1979年7月，班禅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1980年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他加倍努力，勤奋工作，对西藏的建设以及佛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特别关心佛教的教育事业。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1987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
1989年1月，班禅大师离开北京前往西藏，参加五世班禅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的开光典礼，28日凌晨8点35分，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然发作圆寂，终年51岁。
赵朴初居士
赵朴初居士，1907年 11月 5日生于安徽太湖县。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1953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赵朴初居士
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爱国宗教界的代表，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赵朴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佛教界的主要领导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赵朴初始终在探索佛教如何与中国当代社会相适应，佛教如何在爱国与爱教道路上达到统一，佛教如何为现代社会服务。几十年来，他领导中国佛教界在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在健全僧伽制度方面、在佛教对外交往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朋友，也是中国广大佛教信众崇敬的领袖。此外，赵朴初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诗人和作家。赵朴初于2000年5月21日逝世，享年93岁。赵朴初晚年体弱多病，但他关心慈善事业，经常为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筹集救灾资金。他本人的稿酬和一生积蓄都用于慈善事业。在他生前写下的遗嘱中要求将他的遗体贡献给医学机构使用。他要求死后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他在遗嘱中还写了一首四言诗：“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表现出佛教徒的死亡观。
松列·阿戛木尼
阿戛木尼是傣地佛教中最高级别的僧人，相当于僧王、国师之类的称号。松列·阿戛木尼，傣族，南传佛教润派高僧，西双版纳景洪市人，人们习称他为祜巴勐。生于1899年12月9日，圆寂于1974年10月12日，世寿75岁。1913年，祜巴勐在景洪洼龙（大佛寺）受戒为帕（沙弥），1923年升为都（ 比丘），公元1936年受具足戒为祜巴（长老），1947年升为沙密（沙门统长老），1956年由中国佛教协会主持，晋升为松列·阿冥木尼（大僧正长老）。◎ 松列·阿戛木尼
松列·阿戛木尼是南传佛教近代人物中的一位爱国爱教的大长老，德行高洁，精通佛典。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会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会长。1956年，应缅典政府和缅甸联邦佛教协会的邀请，他以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缅甸参加佛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及第6次结集大会闭幕典礼。在缅期间，他受到缅甸政府领导人的接见和朝拜。在此之前，缅甸佛教界曾在北京迎奉佛牙至缅甸供人瞻拜。中国佛教代表团将佛牙又迎接回国，并到云南南传佛教地区，供信众观瞻膜拜。l960年，他又应缅甸政府邀请，随周恩来总理参加缅甸联邦第十三届独立节庆祝大典。
伍并亚·温撒
伍并亚·温撒德，宏州瑞丽县人，傣族。1949年在瑞丽县喊沙寺任第五代住持。1958年至1982年在缅甸讲经弘法。1983年回到瑞丽罕撒寺继续担任住持，并任瑞丽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自缅甸回国后，他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弘扬人间佛教思想，为当地办了很多好事。
一诚大和尚
一诚大和尚，俗名固荣生，汉族，1927年2月生于湖北省望城县。1949年6月出家，曾追随中国近代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数十年。虚云老和尚于20世纪中叶圆寂，此后一诚大和尚继承虚云遗风，住锡江西省云居山，弘扬禅宗，成为一代禅师。一诚大和尚戒行精严，道风端正。云居山有山林200余公顷，都由僧人种植保养，体现了禅宗“农禅并举”的优良传统。一诚大和尚擅书法，喜作诗。佛法知识渊博，在佛教界享有很高声誉。◎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
一诚大和尚现任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
圣辉法师◎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
圣辉法师，俗名盛清辉，1951年生于湖南省湘潭，1981年在江西披剃出家并受具足戒，1982年考入中国佛学院，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佛学院任教。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慧眼识英才，委派圣辉法师在佛教圣地九华山主持培训全国寺院管理人才的工作。1993年圣辉法师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后，曾出席多次重大国际会议，特别是赴日内瓦出席世界人权大会。他在大会上介绍了中国宗教界的人权现状，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欢迎与赞同。圣辉法师戒律精严，道风端正。为人耿直刚正，表里一致。既有慈悲宽厚的心肠，又有匡正驱邪的勇气，深得佛教界爱戴。圣辉法师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协助一诚会长主持全会工作。此外，圣辉法师还任福建省厦门市南普陀寺方丈、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沙市麓山寺方丈、北京灵光寺方丈以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俗名傅瑞林，1966年8月19日生于福建省仙游县。少年出家，依当代高僧圆拙法师出家。1989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同年入研究生班。1990年任福建省莆田市广化寺方丈，时年24岁，为全国最年轻的方丈。学诚法师领导的广化寺，重学风道风，多次举行传授比丘戒的大法会，全国各地受戒的出家人，都以到广化寺受戒为荣。◎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 学诚法师不仅常识渊博，而且经常以佛教的慈悲精神关注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等影响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大问题，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很有深度的文章，受到各界的好评。2003年，学诚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一位佛教领袖。学诚法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四、法事活动
四众弟子与佛教寺院
汉传佛教的信众以汉族为主，很多人信仰佛教，但没有办理任何入教手续，也未参加任何入教的宗教仪式，这样的佛教徒占佛教徒人数的绝大部分。另外一小部分人受过“三皈五戒”的佛教仪式，这样就成为了正式的佛教徒，相当于入教仪式。“三皈五戒”的“三皈”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叫皈依佛法僧三宝。佛，指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世界一切佛；法，指佛的教诲及一切佛教理论；僧，指出家僧人。皈依了佛法僧，就成为了佛的弟子，成为信徒。“五戒”是入教者必须遵守的五种戒律，这五种戒律依次为戒杀——不许杀害生命；戒盗——不许偷窃他人财物；戒淫——不许与夫妻之外的异性发生关系；戒妄——不许说谎话；戒酒——不许饮酒。这五种戒律从重至轻。犯杀戒最严重，犯酒戒较轻。传授“三皈五戒”的仪式一般由寺院中德高望重的僧人主持，接受这一仪式的人，少则仅可一人，多则上万人。受过“三皈五戒”的人都会得到一张“皈依证”，证上有像片、有姓名、法名（教名），皈依师的法号、所在寺院以及皈依日期等。
正式佛教徒也称居士，男居士在古印度称“优婆塞”，意思是在家男修行者；女居士称“优婆夷”，意思是在家女修行者。这是和出家男修行者—比丘、出家女修行者—比丘尼相对应的称呼。四者合称四众弟子。◎ 杭州法华寺哼、哈二将◎ 东方持国天王 ◎ 南方增长天王
佛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一为自己家中，一为佛教寺院。在家中仅可自我礼佛诵经，但若参加大规模的佛教活动或遇到佛教节日就须到寺院去。佛寺是有佛法僧三宝的地方，因此被信徒看重。尽管家中供有佛像，但信徒们仍很喜欢到寺院去感受宗教气氛。汉传佛教寺院的建制有较严格的规定，近代佛寺的第一层建筑一般是山门，也称山门殿，山门殿外或门内供奉着两尊天神，一尊闭口，好像在发出“哼”的声音，另一尊张口，好像发出“哈”的声音，所以又称为“哼哈”二将。这两尊天将，所起的作用相当于门神。◎ 北方多闻天王◎ 西方广目天王
第二层为天王殿，殿内供奉四大天王。一位叫东方持国天王，意思是能够保护国土的天王。他的形象是左手拿刀，右手用长矛柱地，身体是白色的；第二是南方增长天王，意思是能使人增长善良的心性，他的形象是手拿宝剑，身体呈青色；第三是西方广目天王，意思是能够用宽广眼光去体察众生的生活，他的形象是左手拿矛，右手拿红色绳索，身体呈红色；第四是北方多闻天王，意思是福德很大，闻名于世界。他的形象是身配长刀，左手托宝塔，右手执三叉戟或长矛，足下踏着夜叉鬼。四大天王原来都是古印度人，在中国被汉化，手中所持之物也都有了变化。南方增长天王手中改为持剑，东方持国天王手抱琵琶，北方多闻天王手中拿伞，西方广目天王手中握蛇。如今汉传佛教四大天王的形象大多如此。在天王殿正中迎门处，是一尊笑容可掬的胖大和尚雕像，据说是弥勒菩萨的化身。这形象很有点笑脸迎客的意思，胖和尚的背后，是一位身穿甲胄的天神，名韦陀。韦陀是佛教寺院的护法神，起着保护寺院的作用，他手中有一把利器——金刚杵。天王殿之后是寺院最主要的建筑——大雄宝殿，大雄指释迦牟尼佛，大雄宝殿内主要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有的殿内还供有佛的弟子十八罗汉等。此外，根据寺院规模的大小还建有观音菩萨殿等。在中轴线建筑的最后一层为藏经楼，这是收藏佛经的地方。寺院的东西配殿和附属院落有的供奉其他佛菩萨像，有的作客堂，有的作禅堂或斋堂以及僧人居住的寮房等。一些特别古老的寺院还建有塔，例如河北柏林寺、陕西法门寺等。
佛像开光◎ 韦驮像
寺院是供奉佛像的地方，新塑的佛像或佛像重新修复后，都要举行开光仪式。所谓开光是“开眼光”的略称，就是举行宗教仪式使佛像或菩萨像的“慧眼”具有观察世事的能力。如此，信徒的愿望及行为都可以被佛与菩萨“看”见。中国的佛寺以木结构为主，须经常进行修缮，佛像每修一次，便要进行一次开光法会，所以开光法会也就永无休止。凡有开光活动，寺院僧人就邀请各地寺院的僧人前来“随喜”—共同祝贺，当地的信徒也会进寺“随喜”。人数多时，十多万人，人数少时也会有数千之众。开光的仪式除拜佛、诵经外，还要由主法的法师手执毛笔远远的对着佛、菩萨像的眼睛描划，意思是在“点睛”。过去匠人造佛和菩萨像时不画眼珠，眼珠要留给主法的法师在“开光”时画上去。后来因为现场“点眼”有很多困难，就改为象征性的望空描划了。方丈升座◎ 圣辉法师荣升北京灵光寺方丈，图为升座仪式 每座佛教寺院中都有一位“方丈”，“方丈”是寺院最有权威的人，负责全寺法务方面的工作。传统的做法，方丈要由全体僧众推举。“方丈”确定后，要举行隆重的“升座”仪式。新方丈要从山门依次进入每一重殿宇，每进入一重殿门，都要口诵偈语。升座必须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师“送座”，即送新方丈登上方丈宝座。2003年9月6日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大和尚荣任北京灵光寺方丈，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送座，各地僧人及北京佛弟子数千人参加了升座仪式。2003年9月8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荣任北京法源寺方丈，广东省云门大觉禅寺佛源法师送座，也有数千人参加这一法会。
僧尼传戒◎2003年3月27日至4月28日，福建莆田广化寺举行传比丘戒大法会◎成都爱道堂传沙弥尼戒法会
出家为僧者必须受戒。戒，就是戒律，通俗说法是佛教徒在日常生活和修行中必须遵守的规定和对行为的限制。戒律有多种，有五戒、八戒、十戒及两百多条的比丘戒、四百多条的比丘尼戒等。一个想出家当和尚的人，必须经过三坛大戒、三坛大戒就是依次受三种戒，叫“具足戒”。第一种戒叫“ 沙弥戒” ，第二种戒叫“ 比丘戒” 或“ 比丘尼”戒，第三种戒叫“菩萨戒”，比丘或比丘尼戒是最重要的戒，只有出家为僧的人才受比丘或比丘尼戒。受具足戒是出家人最重要的一件事，过去用的时间很长，要40几天，近年作了精简，日期也减少了一些，但受比丘戒或比丘尼戒期间仍然是异常艰苦并且令人难忘的。过去汉传佛教僧人受比丘或比丘尼戒，头顶要用线香点燃后烧出黄豆大小的疤痕，一般为9粒，亦有3粒者。这是在佛前发的誓愿，表示永修佛法的决心。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向全国佛教徒发出通知，要求寺院废除这一不符合戒律的习俗。但现在仍有少数人仍希望烧香疤以明志。尤其在台湾地区，至今仍在流行。古代不仅有在头顶烧香疤的僧人，烧断手指，烧断手臂的僧人也不鲜见。受过比丘戒或比丘尼戒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张戒牒，这是证明僧人身份的文件。度牒上写明受戒者籍贯、法号、俗名、年龄、受戒寺院、受戒日期以及三位法师七位尊证（证人）的法号。现在无论在何地何寺举行授戒仪式，均须事先在中国佛教协会备案并由中国佛教协会派人发放戒牒。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授戒仪式的严肃性和正规性。浴佛节
浴佛节是在释迦牟尼佛诞辰日举行的大法会。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有不同说法，每年4月15日是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泼水节，也是浴佛节。汉传佛教浴佛节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一般是五月份的某一天。这一天，信众从四面八方涌进寺院，先进行诵经法会，然后鱼贯来到太子佛前浴佛。太子佛是释迦牟尼佛初生时的形象，站立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有的太子佛像全身赤裸，有的以小布围腰。太子佛站在一水盆内，盆上以树枝花卉搭成小篷，有如佛龛。信徒用小勺舀水从佛像头顶淋下，这是为佛洗浴之意。这一节日的来历是根据佛传故事上的记载，佛传说佛降生时有天龙自空吐水为佛沐浴。信徒视佛像沐浴过的水为圣洁之水，常常浴佛之后，自己也在头顶淋上一勺水，浴佛的日子常常伴随有放生仪式，所放的动物多为鸟类和鱼类。鱼类中以泥鳅、鳝鱼为多，还有乌龟，据说这些水生动物很有灵性，它们有知恩报恩的传统。
放焰口
放焰口是在中国流行很广、较为著名的一种佛教仪式。“焰口”是佛教用语，形容饿鬼渴望饮食，但因罪业未消而口吐火焰无法进食。放焰口所采用的书就是《瑜伽焰口》，其文字部分包括诗词、文赋和散文，也包括一部分无法译成汉语的真言、咒语，全书约有1.8万余字，书中收有手印等图片130余幅。◎ 北京广济寺放焰口
放焰口是寺庙中主要的佛事。其宗教意义是超度亡灵。如某户死了人，于是请和尚来放焰口，使死者亡灵早升西方极乐世界。生前有恶行的，也可免坠地狱。
放焰口时正座（主持放“焰口”的和尚）的背后要挂起面燃鬼王像，正座面前放一张桌，桌上摆着幡门、五方佛、香、烛及一些法器；桌两旁坐着其他几位和尚。规模比较大的焰口有三个正座，设三张桌子，三个幡门等。三个正座称“三大士”。过去有钱人家放焰口也有同时请两个寺庙的和尚，东一台西一台，称为“对棚”。“对棚”时各放各的焰口。另有一供桌设死者灵位。
另外一种焰口不是专门为某一家某一个死人放的，而是为许多鬼放的。如阴历七月十五是佛“欢喜日”，也叫孟兰盆节。民间称为“鬼节”，按传统是要为死去的亲人烧纸诵经，超度亡灵。这时寺里往往要放焰口，任何人都可以出一点钱，为自己死去的亲人设一个牌位。牌位可以摆放得成百上千，每个牌位上可以写上多位亡者姓名。
水陆法会
水陆法会是为超度亡灵、拔救幽冥、普济水陆一切鬼神而举行的一种佛事活动，其内容主要为设斋诵经、礼忏施食，属中国佛教盛行的一种重要佛事。现行水陆法会，分设内坛与外坛，法事以内坛为主，正中悬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三像，下置供桌，陈设香花灯烛等供品。还有专放法器的台子，台上分置铜盘、斗鼓、铙钹、手铃等。◎ 广化寺水陆法会 水陆法会普供十方世界的佛和菩萨，救助在生死中轮回的生灵。把福泽恩惠施与众生，大家一起走向成佛之路。水陆法会被认为具有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
活佛转世
活佛是指藏传佛教僧人中已经修行成佛的人。他的肉体在圆寂后虽然化为乌有但本性依然没有泯灭，并通过他人之身而投胎转生，使生命重新开始，故称为活佛转世，这是藏传佛教中特有的一种承袭制度。
活佛制度最早于13世纪时开始出现。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喇嘛居住在西藏粗朴寺，他在圆寂前，对弟子邬坚巴说；“拉朵方面必出一位继承黑帽系者（噶玛噶举派戴黑帽），彼未来之前，汝当代理一切。”邬坚巴根据噶玛拔希的遗嘱，在后藏贡塘找到了幼童攘回多吉，确认他是噶玛拔希喇嘛的前身转世，从此开始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活佛转世。攘回多吉5岁被接进寺院，18岁受大戒。曾被元顺帝封为灌顶国师。他圆寂后，弟子（兖）杰哇等人又认定乳必多吉为攘回多吉的转世，活佛转世的制度正式形成。以后格鲁派及其他的派别，也接受了这一制度，并且将其进一步完善，成为举世闻名的藏传佛教特有的活佛转世制度。
活佛转世有固定的程序和做法，一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道必要的转世程序。
一、活佛在圆寂前，往往要留下遗言，预言接替自己出世的活佛将会在何处何地出现，当地有一些什么特点等等。如果没有留下遗言的，则由寺庙的僧人通过占卜、降神等方式来获得启示。
二、一旦确定了前世活佛转世的情况后，寺里的喇嘛就到各处寻找符合预言的转世灵童。灵童可能会同时找到很多个，但是只能最后选取一个，这就要对所选到的众多的灵童进行各种测验，包括智力、身体、长相、悟性等。测验的方法也多种多样，选取几个差别不大的灵童作为候选人，最后通过抓阉的方式来决定。 ◎ 1995年11月29日，认定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金瓶掣签仪式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严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举行。经过金瓶掣签，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6岁男童坚赞诺布被认定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
三、金瓶掣签是藏传佛教确立达赖、班禅等著名活佛灵童转世不可缺少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清朝政府为了防止活佛转世过程中存在的舞弊现象，同时为了完善藏传佛教转世制度，于1792年专门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清政府规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都须经过金瓶掣签的宗教仪轨来认定。驻藏大臣和负责寻访转世灵童的官员都要将掣签的情况及时呈报中央政府，经过中央政府同意认定后，所选转世灵童才能举行坐床典礼。为此，中央政府特制了两个掣签金瓶，一个用于西藏达赖、班禅等活佛的认定，这个金瓶现存于拉萨布达拉宫；另一个用于蒙古等地区活佛的转世灵童认定，现存于北京雍和宫。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将所选到的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汉藏满三种文字写在象牙签上，放入瓶中，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最后抽签，抽到谁的名字就由谁来做转世活佛。抽签时，要由中央政府的代表在场作证。“ 金瓶掣签” 的做法始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成为定制。民国时（1912—1949年）规定活佛转世也要由中央政府批准，此法又沿袭至今。清代批准的转世活佛，主要是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的蒙、藏系统的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 ◎ 1996年3月9日，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北京西黄寺接受部分高僧、活佛和众多信徒的瞻拜。这是十一世班禅首次在北京进行佛事活动
活佛在藏传佛教里拥有很高的地位，在过去曾是政教合一的最高人物，又是教徒的精神领袖，因此握有很大的权势。在藏传佛教中最有影响的活佛是达赖和班禅。◎ 1996年11月2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北京广济寺会见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是1989年1月28日在西藏圆寂的，扎什伦布寺的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用了六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三名候选灵童。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坚赞诺布、贡桑旺堆、阿旺南追。1995年11月29日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在西藏拉萨大昭寺举行。国务院派出国务委员罗干、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督察掣签全过程。此外，西藏党政要员、佛教界人士、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高层人士都云集大昭寺。国务委员罗干首先宣读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确定三名男童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候选对象的请示》的批准书。批准书全文如下：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1995年11月1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确定三名男童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候选对象的请示》、扎什伦布寺民管会11月1日向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呈报《关于确定三名男童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候选对象的请示》，均悉。所报三名班禅转世灵童候选人坚赞诺布、贡桑旺堆、阿旺南追，其遴选过程符合国务院1989年1月30日《关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逝世后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符合宗教仪轨，符合历史定制。国务院同意坚赞诺布、贡桑旺堆、阿旺南追三名男童作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候选对象。按历史定制，适时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由国务院派员主持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真身一名，再报国务院批准，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以昭大信。
此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95年11月25日
掣签结果,1990年2月13日出生于西藏嘉黎县的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峨眉山金顶华藏寺 五、佛教教育
从释迦牟尼成道以后为五位比丘说法开始，寺院传统的授徒方式一直持续了二千多年。但这样的教育对于现代佛教人才的全面培养有很大局限性。 ◎ 1959年9月10日，中国佛学院第一期学习班举行结业典礼。院长喜饶嘉措大师、副院长赵朴初居士、法尊法师、周叔迦居士、巨赞法师及全体师生合影留念
20世纪初，现代佛教教育的开启者太虚法师就和著名佛学家杨仁山居士一起筹建佛教大学。他们既重视培养佛教僧才，也重视培养佛教“通才”。1922年太虚法师在湖北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太虚任院长，梁启超任董事长。武昌佛学院所走的是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坚持以佛法为根本，吸收国内外近现代僧伽教育的经验。1925年闽南佛学院成立，太虚法师任南普陀寺方丈兼闽南佛学院院长。1932年8月20日，四川汉藏教理院成立，这是一座汉传佛教教育与藏传佛教教育相结合的新兴佛学院，体现了太虚法师的办学理念。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法源寺创办了中国佛学院，当时的院长是喜饶嘉措。中国佛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的第一座佛学院，也是1980年以前中国惟一一座正规佛学院。中国佛学院开设汉语系学习班、专修班、本科班、研究班，1962年9月又增加了藏语班，但开办时间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全国教育工作瘫痪，中国佛学院也被迫停办，1980年12月10日，中国佛学院复办。同时，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开办；1984年12月，中国佛学院南山栖霞山分院开办。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1987年9月1日，十世班禅和赵朴初居士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倡议，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佛学院开学当日，邓颖超（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胡启立等党政领导十余位出席开学典礼。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学员都是来自藏传佛教地区重要寺院的活佛、喇嘛。学员在当地的身份、地位都很高。由于这些活佛、喇嘛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寺院教育，只在经典和佛教仪式上有研究，在知识的全面掌握方面还很欠缺。让他们接受学院式教育，有助于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除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外，1992年在云南省西双版纳总佛寺还创办了一座云南上座部巴利语系佛学院。至此，中国三大语系佛教都有了正规佛学院。◎ 设立于西双版纳总佛寺内的云南省佛学院分院
中国佛学院是以培养僧才为目标的高等佛教院校，在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走过了40多年的风雨道路，为中国佛教界造就了大批优秀僧才，他们大多数成为中国佛教事业继往开来的中坚力量。40年来，喜绕嘉措大师、法尊法师、赵朴初居士、一诚法师先后担任了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佛学院在教学和管理上，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形成了优良的院风。如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要求僧人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往的优良传统。学院推行学修一体化和学僧丛林化，倡导戒定慧三学，兼修文史哲学、法律及宗教政策等。◎ 2002年3月8日，闽南佛学院举行春季开学暨欢送佛指舍利赴台供奉护法二团大会 中国佛学院不仅是培育中国佛教人才的摇篮，而且还成为与各国佛教徒友好往来的重要窗口。50年来，印度、柬埔寨、斯里兰卡、泰国、越南、老挝、尼泊尔、缅甸、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朝鲜等国家的佛教徒和各界人士先后前来学院参观访问。在增进世界佛教徒友好往来的同时，中国佛学院亦积极努力加强与香港、澳门、台湾等佛教四众弟子的联系，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在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和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居士倡导下，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创办的藏传佛教最高学府。1987年9月1日，佛学院在西黄寺成立。
西黄寺是北京有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它相当于达赖和班禅在北京的府邸。此寺建于1652年，当年，五世达赖喇嘛带了三千多僧俗人员从西藏出发来北京西黄寺，在路上走了九个月方才到达。以后历世达赖、班禅来北京朝贡都住在这里。◎ 西黄寺清净化城塔
西黄寺有一座“班禅塔”，其内藏有六世班禅衣冠，这座石塔是清代乾隆皇帝为缅怀六世班禅而建造。塔身为汉白玉雕刻，佛像、菩萨像、人物、花草、瑞兽、图案都极精美，建筑风格为印度、西藏建筑风格的融合，西黄寺是藏传佛教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中的精品。
学院是以佛学专业为主，以社会其他学科为辅的藏传佛教综合学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学员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新疆等藏蒙地区的转世活佛和品学兼优的年轻僧人。
六、佛教文化
佛教是外来宗教，它带来了外来文化，但在漫长的传播历史中，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近二三十年来，佛教界人士、科学家乃至政治人物都认识到佛教的文化特性以及佛教与佛教文化之间的概念差异。这样就推动了佛教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促使佛教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
佛经印制
佛经印制既是弘法事业也是文化事业。采用古代印刷技术印制佛经，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特殊意义。现在仍采用古代印刷术的，有三个典型例子。一是金陵刻经处的本版印刷；二是房山石经的拓印；三是藏文德格木版印经。
（1） 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珍藏的经版
金陵刻经处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是一所以古老的雕版技术手工印制佛经的场所，同时也是一所佛学研究机构。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是19世纪中叶著名佛学家杨仁山居士。杨仁山居士以自建私宅为刻经处地址，在此刻经讲学40多年。终其一生，杨仁山居士一共主持刻制了木雕经版47000余片，成为中国木制经版的一座宝库。除刻经以外，这里还是百余年来著名佛教僧人和居士开展佛教教育与佛学研究之地。金陵刻经处所印之经，很多都是经过杨仁山居士及当时著名学者选编校勘过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
“文革”（1966—1976年）中，金陵刻经处的经书被毁，十万余经版被践踏破碎。但直到1981年才得以正式开展修复金陵刻经处的工作。20多年来，金陵刻经处将经版恢复到12万多片。这里印制的古典线装书籍受到国内外佛教徒及文化界的赞赏。日本佛教90多岁的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生前参观这一宝藏之地时说：“这是你们的国宝，也是我们的国宝”。
（2） 房山石经◎ 房山石经刻文◎ 房山石经刊刻藏地——北京房山石经山 在北京西南75公里的群山峻岭中，有一座云居寺，寺西南有一释迦牟尼佛舍利塔，塔下有一地穴，内藏刻有佛经的石板10082块。此外，在附近山中有九个山洞，每个山洞中都藏有石经，总计4978块。这些石板佛经的始刻者是隋代高僧静琬。静琬刻经于石板，是担心历史上灭佛事件重演。过去的佛经多为纸印，极易毁坏，一旦宝法不存，佛教何以弘传？静琬于是决心把佛经刻在石头上，再深藏山洞中，以备日后发生灭法，可以使佛经保存下来。这部石经被称为房山石经，从隋代始刻，历经唐、宋、辽、金、元、明、清，代代相传，不断续刻达千余年。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值得讴歌的事。
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着手将所有山洞和地穴中的石经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拓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拓印出三万张拓片，并以佛经顺序编号存档。中国佛教协会所属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对房山石经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整理，出版了34册影印本精装书籍，海内外宗教界、文化界皆认为房山石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 1999年北京云居寺将出土10000多块的石经板回藏洞内，佛教界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3） 德格印经院◎ 德格印经院经版库
德格印经院是中国藏传佛教规模最大的印经中心之一，位于四川省德格县更庆寺内。清雍正七年（1729年）德格土司却吉登巴泽仁创建。现占地1600多平方米，大小藏式房屋数十间。德格印经院在历史上与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日喀则那土唐印经院并称三大藏文印经院，也是现存的惟一藏传佛教印经院。经历代增刻，现保存藏文典籍书版217000多块和少数藏画版。德格印经院印有各种佛教译著、传记、历史、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历算等图书大小82部586册。著名的有《甘珠尔》、《丹珠尔》、《萨迦全书》、《四部医典》、《医学总集》、《西藏王统明鉴》、《宗喀巴全集》、《两藏宗教源流》、《唐东王传》、《佛教源流》、《诗例》、《卫藏神山寺》等，是研究西藏宗教文化的丰富宝库。所印典籍不仅发行藏、川、滇、甘，而且远播印度、日本、尼泊尔、东南亚和西欧各地区，促进了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七、佛教石窟
中国的佛教石窟是随着佛教的东传，逐步东移，最后进入中原的。中国的石窟造像和壁画是佛教艺术中最重要的宝藏，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都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的杰出代表。
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为甘肃省敦煌县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总称，一般指莫高窟。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处，创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诸代相继凿建，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躯，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位居全国石窟之冠，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 敦煌石窟外景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重镇，自古是东方和西方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敦煌石窟的形制一为长方形受印度“支提窟”影响的中心柱窟，一为方形受印度“毗诃罗窟”影响的中国式的佛窟，这些洞窟并不用作打坐修禅，而是供奉佛和菩萨。此窟形出现于北魏末、西魏初，一直沿袭到元代，后代只是在龛的形制和位置上略有变化。◎ 敦煌石窟雕塑
敦煌地区地质属沙砾岩，软松易碎，不利雕刻，因此发展了绚丽多彩的塑像和壁画。塑像多为彩型。莫高窟保存完整的塑像1400多尊，残缺的70多尊，经后代修补的有720余尊。其中大的有15米，小的仅20多厘米，虽经千余年，至今仍坚硬如石，色泽也还艳丽。现存最早的塑像是北魏时期的作品，风格与印度的造像艺术相似，鼻高且直，眉眼分明，螺旋发髻，十分庄严。塑像着彩常见的颜色有白、土红、石绿等色。塑像后背贴于壁面，类似深浮雕效果。到了隋代，瘦削清癯的塑像转向雍容浑厚。佛像面容丰满，耳垂增大，手足肌体丰腴。彩绘手法日趋细腻精巧，衣着表现追求华丽，衣褶线纹清晰柔和。那些袒露胸臂的菩萨形象多为女性，宁静、秀美，象征着美丽和智慧。袒露部分虽很少，但菩萨冰肌玉肤的细腻润泽却跃然欲现；力士则肌肉凸起，青筋暴露，动作刚健，面容可畏，体现出习武者的刚毅和力量。塑像的服饰纹路自然，丝绸的质感亦能体现。 莫高窟的壁画，很多已经毁于风沙烈日，兵灾人祸，有些甚至连洞窟都荡然无存了。但是至今保存下来的492个洞窟，仍存壁画45万平方米，这些壁画的面积如果展开排列起来，长度可达30公里。各个时代不同风格的壁画，内容丰富，有经变、本生故事、尊像图、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等。
经变就是佛经的图像。经变是莫高窟壁画的主体，面积最大、数量最多。佛教经典很多，莫高窟壁画中的经变题材也很丰富。其中最多的是西方净土变，达120多壁。莫高窟早期的壁画，经变并不多，北魏只有本生变、降魔变、涅变数种，形式也很简单，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中。到了隋代，经变题材渐渐多起来了，画面也开始脱却质朴粗犷的气息，进而追求华丽的效果。到了唐代（618—907年），经变画有一种昂然向上，欢快热烈的风格。宋代（960—1279年）中期以后的经变，逐渐格式化，图案化，标志了佛教经变画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
本生故事：本生指释迦牟尼的前生。佛教徒相信轮回，认为释迦牟尼在降生前经历了许多世，他做了许多善行功德，这些善行功德就是本生故事的内容。
尊像图：包括佛、菩萨、阿罗汉、小千佛、说法图等图像。尊像图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飞天”像。“飞天”经常在天空中飞舞。但莫高窟里“飞天”身上只画上两根飘带，两根飘带呈现随风飘曳之状，现出上下飞腾的身姿，这种画法非常富于想象。
供养人像：供养人主要指出钱修窟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像画在墙壁上，表示这个窟内的佛是他们所供养的，希望以此功德得到佛、菩萨的保佑。这些供养人都是现实社会的人，有真名实姓，他们之中有王公贵族，也有地位卑微的人。
敦煌艺术宝库，是研究中国古代宗教、绘画、雕塑、建筑、服饰、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等广泛领域的珍贵依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莫高窟发现的“藏经洞”，出土历代写经，文书和文物4万余件。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更把对敦煌的研究推向了世界。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北崖，由东向西排列着53个洞窟，绵延1公里长。这些洞窟依山而凿，占据了半壁大山。整个窟群内共有大小造像51000余尊，大小佛龛1100多个。这巨大的石窟群就是闻名世界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是国内第一处由皇室显贵主持开凿的大型国家级石窟。 云冈石窟分东、中、西三区，三区中绝大部分石雕造像皆为公元5世纪时的作品，为北魏石雕造像的典型作品。窟中部的昙曜5窟的窟顶为穹窿顶，与印度草庐相似。中间为三世佛，深目高鼻，有明显犍陀罗风格，云冈石窟最大的一尊佛，是第5窟后室西壁17米的释迦佛，这已成为云冈石窟的代表。第6窟内部高大宏伟，雕饰丰富精美，这里既有中国建筑风格的窟檐、龛室，也有印度建筑风格的柱顶。5至13窟是彩绘洞窟，窟内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佛教世界，天上有各种身姿美妙的飞天，她们手中拿着排箫、琵琶、箜篌、鼓、笛等乐器，同时洒下花雨。北魏晚期造像风格为面庞清瘦、脖颈较细、削肩，与当时的士大夫形象相似。此时的造像，印度犍陀罗风格已不明显，中国佛教造像完成了汉化的过程。
龙门石窟◎ 龙门奉光寺大佛
龙门石窟是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齐名的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处，开凿于北魏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历经北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大规模营造时间达500年之久，特别是北魏和唐代达到了高潮。其中北魏窟龛约占三分之一，唐代窟龛约占三分之二，现存窟龛总数为2100多个，造像10万余躯，碑刻题记3600多件，龙门石窟的主要洞窟大多分布在伊河西岸的龙门山上，著名的窟龛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药方洞、潜溪寺、万佛洞、看经寺、奉先寺等。史载景明初，宣武帝下令仿照代京灵岩寺石窟（即云冈石窟），于龙门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营建石窟各一所。永平中，又为宣武帝造石窟一所。这三大窟即今之宾阳三洞，也是龙门石窟大规模开窟造像之始。龙门石窟早期雕像受云冈石窟影响，风格为瘦骨清相，身材也趋清瘦细长。尤其是菩萨像，十分秀美。与云冈石窟造像不同之处在于云冈石窟造像具有北方民族的雄壮之美，而龙门石窟的早期雕像较为清秀。但到了唐代，人物形象崇尚丰满，体现在佛造像上也趋于健美华贵。龙门石窟最大的一尊造像为奉先寺大佛。像高17.14米，如此高大的佛像不仅雕造比例合度，而且神态绝佳，在威严中透出智慧与慈悲，与一些表情呆板的佛陀造像相比要生动得多。可惜的是此像腿部和莲座遭到人为破坏，已经破损不堪。只万幸的是脸部位置较高，歹人无法攀登，而得以保存。另外，龙门石窟虽号称有10万造像，但完整无损的却只占极小部分了。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市的深山之中，在古代，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麦积山是一座孤立的山峰，山体陡峭如壁，其顶有宝塔及杂树。远望有如当地麦垛，故名麦积山。麦积山石窟开凿时间较敦煌晚三四十年。◎ 麦积山石窟远景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佛教大石窟群中雕塑保存得最完好的石窟，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初开窟造像之人。如果不是选在如此陡峭的石壁上开凿洞窟，如果不是洞窟之间的木栈道年久朽坏，麦积山石窟中的泥塑也难保存到今天了。2003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麦积山艺术研究所合作出版了一本大型画册《佛国麦积山》。画册以佛教的观点，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麦积山石窟的历史、现状以及雕塑、壁画中的精品。
此外，位于四川省的大足石窟、云南省的剑川石窟等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八、佛教建筑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的建筑当为佛窟寺，或叫禅窟的洞穴。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弘法，当时未及研究佛寺究竟应当建成什么样子，就以当时的官署作为道场。这些官署都以寺为名，如鸿胪寺、太常寺等，寺就成了佛教道场。中国人的性格内敛，城池观念就很强。皇宫要用城墙围起来，官府也要以高墙围起。寺院更是要用围墙围护起来有如官府。而中轴线一重又一重建筑及两侧配殿等级观念又很强。后来为逃避尘俗，寺院便逐渐建在山林中风景优美处。这些寺院依山就势错落而建。不仅借助周围自然环境，而且有的还把寺院修建成园林式，例如挖凿池塘，栽种莲花，谓之莲池或放生池。莲花为佛教最推崇的花卉，有明确的宗教含义。信佛的人可以在池中放养鱼虾龟鳖等水生动物以体现慈悲精神。寺中或种植菩提树等有宗教意义的植物或移石刻字，写些佛言祖语。渐渐佛寺就成为了园林，可供游人游览。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下名山僧占多”，事实的确如此，凡风光绝佳之处，一定会建有寺院。如今的寺院兼顾了佛教道场、公园、旅游等功能。寺院的建筑也迎合着这些方面的需要。近些年，中国建了许多新寺院，最南端的海南岛新建的南山寺，就是园林、道场和大海的自然景致结合为一体。中原的无锡灵山建了祥符寺及露天大佛，也是寺院、园林一体。北部辽宁鞍山建玉佛寺，情况也大同小异。
九、佛教音乐
佛教音乐
佛教音乐出现在佛陀时代。当时的佛弟子常常以音乐舞蹈供养佛陀。音乐、舞蹈像鲜花、食品一样可以作为供养物。其后又出现了赞颂佛陀功德的唱诵和宣讲佛教道理的唱诵，这就是印度的“梵呗”。“梵呗”传入中国后，在用中文译配过程中遇到了语言与旋律不协调的问题，所以印度的“梵呗”没有像其他形式的艺术那样被中国佛教完整接受。但印度唱诵的影响还是融入了中国民族音乐。历史上佛教中的音乐是以法事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有些宗教仪式是通过歌唱形式表现，有些还要加入乐器。这些音乐应属于“音声佛事”的范畴，其曲调多移植于戏曲音乐、民间音乐、宫廷音乐等，只是歌词为创作。20世纪30年代，著名高僧太虚法师和弘一法师合作创作了《三宝歌》等歌曲，真正意义上的佛教音乐创作才开始出现，但在当时只是凤毛麟爪而已。◎ 智化寺音乐的艺僧在演奏佛乐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批著名民族音乐家把眼光转向佛教音乐。当时是以继承民族音乐遗产的目的来收集、整理、研究、保存佛教音乐。其中对有500多年历史的北京智化寺音乐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智化寺是北京一座明代寺院，原是15世纪为明代皇帝宠信的太监王振的家庙。据说当时是把皇宫中的俗乐引入智化寺，由智化寺的和尚演奏。500多年来，这一古乐流传了二十六七代。智化寺音乐中保存了大量古代音乐的珍贵资料和乐器实物。1980年智化寺音乐已濒临失传，北京市佛教协会的研究人员又开始新的抢救、发掘和整理工作。他们先把分散各地的艺僧请回来，恢复排练曲目；接下来进行录音录相，以便更好保存。1984年在北京广化寺举行了第一次智化寺音乐演奏会。参加音乐会的有宗教界知名人士和音乐界的知名人士，新闻媒体作了详细报道。1986年北京佛教音乐团成立，中国佛教界最高领导人班禅、赵朴初、正果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等音乐界权威人士出席了成立大会。不久，智化寺音乐前往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的7个城市访问演出并获得成功。此后，智化寺音乐又到新加坡、比利时、台湾、香港等地演出。北京佛乐团成立后，全国很多地方的寺院也都相继成立了佛乐团。比较著名的有五台山佛乐团、拉卜楞寺佛乐团、千山佛乐团等。2003年11月，中国大陆多家佛乐团与台湾佛光山梵呗田在上海、北京举行大型音乐会。
近年来各种佛教音乐CD盘和录音带纷纷问世，佛教音乐的创作呈现繁荣景象。
十、佛教出版事业 ◎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将《现代佛学》定为会刊。中国佛教协会于1981年创办会刊《法音》杂志，迄今已发行近230期。中国佛教协会还将为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撰写的四百余篇汉文原稿整理汇编成《中国佛学》印行，编印了叶均先生从巴利文翻译的南传佛教巨著《清净道论》，印行了观空法师从藏文还译的《解深密经疏》佚失部分，编选了《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并将赵朴初居士、周叔迦居士、正果法师等名家撰著编为“法音文库”丛书出版发行。
1950年新中国出现第一份佛教杂志《现代佛学》，1954年《现代佛学》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文革”（1966—1976年）前该杂志停刊。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新会刊《法音》问世，目前已发行全国及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987年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创办《佛教文化》杂志，这本杂志侧重于佛化艺术的传播。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一些新的佛教杂志，其中《上海佛教》、《广东佛教》、《西藏佛教》、《洛阳佛教》、《人世间》、《禅》等影响都比较大。此外各地佛学院也办了院刊，如中国佛学院的《法源》、福建的《闽南佛学院院刊》，九华山佛学院的《甘露》、上海的《上海佛学院院刊》等都办得很有起色。除杂志外，全国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出版佛教书籍，由于受到读者欢迎，佛教书籍的种类和数量都在逐年增加。 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还经常举办佛教文化展。例如：清宫佛教活动秘藏档案史料展、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展、中国佛教书画展、中韩日“僧侣镜头中的环保”摄影展、山西佛教彩塑摄影展等。有些展览还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举办。
十一、佛教舞蹈◎ 藏传佛教舞供养◎ 藏传佛教跳神舞◎ 汉传佛教舞蹈
佛教舞蹈与佛教音乐一样既是一种供养又是弘法。佛教题材的舞蹈非常受人欢迎。藏传佛教有一种舞蹈叫法舞，舞者要戴面具，全身舞动的藏语叫“欠木”；仅手臂舞动的叫“尕尔”。据古书记载，公元8世纪时，莲花生大师和寂护大师根据密宗四部中的《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里金刚舞的一节，组织跳神法会，目的是驱鬼、酬神以及为寺院举行开光仪式。不仅寺院佛像开光时需有舞蹈，有时在佛经翻译完毕后也会头戴面具击鼓跳舞，表示庆贺。甘肃省拉卜楞寺跳的法舞一般是农历一月十四日跳“恰木钦舞”；三月初跳奠基法舞；三月十五日跳时轮金刚根本续法舞；九月二十九日跳禳灾法舞。北京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有一种面具舞，名“跳布扎”，俗称“打鬼”。以上诸神舞蹈，在藏传佛教中都是“羌姆”乐舞的一种。雍和宫的喇嘛每年农历一月二十九日开始连跳三天。一月三十日是正式跳的日子。所谓“打鬼”打的是障碍修行的外道诱惑和自身，酒、色、贪、嗔、妄、杀等魔障。跳布扎一共14场，依次为：“跳白鬼”、“跳黑鬼”、“跳螺神”、“跳蝶神”、“跳金刚”、“跳星神”、“跳天王”、“跳护法神”、“跳白救度”、“跳绿救度”、“跳弥勒”、“斩鬼”、“送崇”、“绕寺”。面具中有狮、虎、象、豹、牛、狗、鹿等动物形象；人形面具中有骷髅天王、佛菩萨等。“跳布扎”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舞者全部为喇嘛，俗人不许跳此种舞，更不可在非宗教仪式上表演。但在某种程度上“跳布扎”已成为老百姓民俗生活的一部分，每年一次的“跳布扎”都吸引大批人来观看，其场面热烈而喜庆。 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舞蹈以傣族舞蹈为主。傣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无论是祭祀天地还是祭祀图腾，傣族都用舞蹈表示。上座部佛教传入傣族后，佛教题材的舞蹈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傣族全民信仰佛教，在民俗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几乎都能体现出佛教的影响。这样，佛教与舞蹈就结合起来了。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舞蹈与藏传佛教舞蹈有很多不同处，一是藏传佛教的舞蹈由僧人跳，南传佛教不允许僧人歌舞，一律由在家信徒舞蹈；二是藏传佛教舞蹈都与宗教仪式或宗教内容紧密结合，宗教色彩极为浓厚；云南南传佛教舞蹈反映民俗生活较多，可以在任何场合下跳。有些舞蹈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如《孔雀舞》，本来源自《本生经》中的《召树屯》的故事，但现在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成为傣族民族舞蹈的代表作。2003年9月23日，云南妙音歌舞团来北京为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中演出了一个名为《心灯献佛》的舞蹈。舞蹈者手心握有点燃的莲花蜡烛灯，戴着古典宫廷舞中常用的长指甲，加上民族乐器象脚鼓和葫芦丝，令人感受到浓郁的上座部佛教艺术魅力。 十二、佛教绘画◎ 汉传佛教壁画◎ 藏传佛教壁画 中国的佛教绘画源于印度，最初的绘画主要体现在石窟壁画上。石窟是随佛教东传逐渐深入内地，石窟中的壁画也遵循了这一走向。在佛教初传时期，中国人对佛教这一来自异域的宗教了解不多，佛教壁画加快了人们对佛教的理解，特别是加强了感性方面的认识。纵观克孜尔石窟、敦煌石窟、龟兹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石窟的壁画，其所绘的内容都来自佛经。但后世佛教绘画不再拘泥于壁画形式，只是题材内容仍主要为佛教故事及佛教尊像，其用途也以供养为主。只是禅宗文化兴起之后，禅意画成为佛教绘画中的奇葩。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禅意画家，也有一些名作传世。20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位著名的画僧慧禅法师（俗名史国良），他以西藏佛教徒为素材画了很多饱含宗教感情的国画。慧禅法师作为中国当代一流画家，他的探索有特殊意义。佛教包括两方面，一是信仰者，一是信仰的对象。信仰者是广大信徒，信仰对象是佛与菩萨等。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信仰者用各种美术的形式去描绘信仰对象，由于佛与菩萨的形象大多被《造像量度经》等权威书籍规范了，程式化的标准像占了很大比例。作为佛教另一部分的信仰者却少有绘画作品表现他们，慧禅法师一开始就把眼睛对准了虔诚的佛教徒，为了描绘这些全部身心沉浸在宗教境界中的信徒，慧禅法师也全身心投入了全部感情。慧禅法师在画这些人物时，不是用普通画家的眼光来观察，而是用佛教大慈大悲的慧眼来观照众生的灵魂。慧禅法师出家前的一幅作品《刻经》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其实慧禅法师很多作品的高超技法与深刻意境都不在这幅获奖作品之下。 十三、慈善公益事业 中国佛教有句著名的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归纳为两个字就叫“行善”。释迦牟尼佛出家前看到人们在出生时遭受的痛苦，在老迈时遭受的痛苦，在生病时遭受的痛苦，在死亡时遭受的痛苦，心里非常难过，于是他毅然出家寻求彻底解除众生痛苦的途径。对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到的种种痛苦，佛教徒看作是解救倒悬之苦，是刻不容缓的。佛教虽不可能使所有人免于痛苦，但以慈悲之心，献上一份心意，为众生、 为社会做一点好事，这是佛教徒的神圣职责，不仅于人有利，于己也有功德。所以佛教徒的乐善好施就成为一种传统。在今天的社会看来，这些美德应是“佛教的优良传统”。“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是毛泽东1952年提出来的。◎ 慈善公德会唯贤法师和新月法师救助困难群众 中国佛教界根据自身能力和条件经常做的慈善公益事业有以下几方面：（1）赈灾济困，（2）施医舍药，（3）修桥铺路，（4）植树造林，(5)捐资助学，（6）办养老院，（7）恤贫助残，（8）救助野生动物等。目前中国著名的佛教慈善事业机构首推南普陀慈善事业基金会，该会以创办人妙湛法师圆寂前留下的一句话：“勿忘世上苦人多”为办会宗旨。近年在会长圣辉法师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救助对象遍及全国各地。该会还协助各地佛教协会成立了几十处慈善机构。八年来，南普陀慈善基金会向社会捐资1700多万，其中包括为贫困地区建了19所“希望小学”。
重庆市佛教协会成立了重庆市佛教界资助失学儿童希望工程委员会，率先支援“希望工程”。后成立专门的慈善功德会。10年来资助了24000多名失学儿童。1998年还开展了救助贫困母亲及其孩子的工作。广东佛教协会10年来用于慈善事业的款项已达一亿多元人民币，现有6个慈善基金会，一所养老院，一所弃婴收养所。上海佛教界有两个专项基金会，近20年来为社会捐资达1600多万元。湖南也是慈善事业办得好的省份之一。
十四、***联谊
大陆佛教与台湾、香港佛教同根同源，法乳一脉，历史上本无分彼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两岸三地政体不同，大陆佛教界与港、澳、台湾佛教界的交往非常少。“文革”（1966—1976年）结束，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两岸三地佛教交往日益加强，宗教活动和学术文化交往，有如穿梭般多得数不胜数。但是有两件大事却不同一般。其一是大陆佛教界与香港佛教界联手建造举世赞叹的天坛大佛；其二是大陆佛教界与台湾佛教界共同将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供奉的释迦牟尼佛真身指舍利请到台湾巡礼供奉。◎ 1993年12月29日，筹建12年之久的香港天坛大佛正式开光◎ 供奉在金塔中的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 天坛大佛位于香港大屿山上，1981年，香港佛教界致电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表示要在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旁建一座露天青铜佛像，佛像要坐南朝北，面向北京。赵朴初居士当即表示 陆佛教界将全力支持这件事。大佛的法相设计、工艺安排、工厂选择等，大陆佛教界都全面参与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成立天坛大佛随喜功德委员会，1989年将筹集到的500万元港币送交香港天坛大佛筹建委员会。这尊大佛在中国铸造工程史上堪称奇迹，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大陆佛教界与香港佛教界亲密关系的最好见证。
2002年2月23日供奉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的释迦牟尼佛真身佛指舍利在台湾佛教界恭迎团和大陆佛教界恭送团总计四百人的护侍下绕道香港前往台湾巡礼供奉。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圆寂时，曾留下了一些舍利（遗骨、牙齿等），被他的弟子们分别建塔供奉起来，后来印度发生“法难”，这些舍利渐渐流散到亚洲一些佛教国家。中国法门寺供奉的一截指骨舍利，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佛陀惟一真身骨舍利。这件舍利不仅是全世界佛教徒心中至高无上的佛宝，也是中国的无价国宝，在法门寺舍利塔地宫中被供奉了1000多年。唐朝的几位皇帝从唐高宗显庄四年（659年）至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6次将佛指舍利从法门寺地宫中迎请到皇宫中供奉。迎请时规模之大，场面之隆重，仪式之庄严，令人叹绝！1000多年后，佛指舍利被迎往台湾的规模之大、场面之隆重、仪式之庄严、参拜者之庞大，规格之高级，路途之遥远，影响之深远，费资之鸿巨同，都是唐代远远不能相比的。佛指舍利从2002年2月23日至3月31日在台湾供奉37天，辗转于台湾台北大学体育馆、台北金光明寺、高雄佛光山、台中梧栖体育馆、中台禅寺、高雄佛光山、高雄体育馆，数百万人参加了朝拜活动。朝拜者远远的见到供奉舍利的金塔过来，无不伏地跪拜，激动涕零。舍利所到之处，途中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赶来朝拜，有的甚至驱车追随。这次佛指舍利赴台湾供奉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说：“有因就有果。有一千多年前盛唐佛指舍利藏于地下，才有今天我们来供奉佛指舍利。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今天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包括中央政府的特别批准，佛指舍利才能顺利来台，才会有今天这样盛大的法会。这也是有因才有果。而今天这个果又会产生以后的果。这样的两岸佛教界的交流，一定会为两岸更多的交流种出更好的果。‘因缘成万事’是说佛教最讲因缘。万事一个缘，有因缘就能成万事。我们两岸佛教界同是一个信仰，同宗同祖，同根同蔓。有了这个因缘，还有什么事不能成呢？台湾同胞求安定，求和平、求发展，我们中华民族求大同，求复兴，没有什么不能成的。佛指舍利来台这一佛门盛事，预示着中华民族的盛唐气象又来了！”◎ 3月30日下午4时，高雄体育场举行万人恭送佛指舍利离台法会，10万多信众通宵念佛恭送佛指舍利
台湾的星云法师在这次活动担任佛指舍利恭迎团团长，他说：“这次恭迎佛指舍利活动超越党派、省籍、族群的差别，不但促成台湾佛教界大团结、大融合，也使得两岸人民建立了和睦友善的交流典范，未来可以从文化、体育和宗教来着力。这次的恭迎佛指舍利活动，也展现‘人人平等’的佛教精神，有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佛指舍利在台湾供奉37天，不仅成为台湾最美丽的回忆，也使台湾人民体会到大陆高层的慈悲心，感到与大陆同胞同根同源、血肉相连，有不可分割的同胞爱，有助于两岸和平的促进。希望佛光普照两岸航路，使华夏之光与佛陀之光互相辉映。”
圣辉法师是佛指舍利恭送团团长，他说：“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同宗同祖，台湾佛教与大陆佛教同根同源，血浓于水，法乳一脉。虽有海峡阻隔，但两岸佛教界之间亲密关系从未间断，交流互访，日盛一日，两岸佛教界无不欢欣鼓舞。今天，大陆佛教界护送佛指舍利赴台湾地区供奉瞻礼，共沐佛恩，同证菩提，广结善缘，共襄盛举，我们感到格外亲切。这就是大家的心光和佛陀的智慧和平之光相印相契融汇感应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佛事活动和佛教文化中的生动体现，实为中华民族一大喜事。”
十五、对外交往
中国佛教是外来宗教，但与本土文化融汇后，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上述二语系佛教以中国的祖庭为起点，又向世界上其他国家传播。现在流行在世界各地的佛教，使用的语言或许不同，但在派系上都分属于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或巴利语系佛教。作为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的发源地，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有重要影响。
公元3世纪末，汉语系佛教传到朝鲜半岛，秦王苻坚向高句丽国赠送了佛像和经卷，这是官方的外交行为，因而被认为是佛教传入朝鲜的标志。当时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高句丽与中国东北地区接壤，佛教先传入高句丽，再传入百济，100多年后传到新罗，这时整个朝鲜半岛上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传入百济的佛教虽为胡僧摩罗难陀带入，但此胡僧传入的是汉语系佛教，所使用经典一如鸠摩罗什。
汉语系佛教传到日本的时间大约是公元6世纪初，这是以司马达在大和国建立草堂，礼拜佛像为始。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佛教进入日本的年代应早于公元6世纪，但作为正史所承认的说法是公元538年。当时百济国的圣明王向日本钦明天皇进献了一尊释迦牟尼佛金铜像和经书与幡等。因此汉语系佛教的传播路线就是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正是由于法脉相承，中韩日这三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佛教才有了特殊关系。1000多年来，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半岛上的佛教徒交往频繁，建立了深厚友谊。20世纪9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提出了一个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佛教的“黄金纽带关系”。用“黄金纽带”来形容中朝日三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关系是十分恰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韩国建交较晚，中韩佛教界恢复友好交往也较晚。1990年8月，中国佛教协会正式邀请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徐义玄会长访华，这是中韩尚未建交前两国佛教界进行的民间往来。1990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明扬副会长率团前往汉城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七届大会，受到韩国佛教界的热烈欢迎。1992年中韩建交，两国佛教界交往增多，几乎每年都有多次重要往来。
中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伤害。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国佛教代表将一尊佛像送给日方代表请他们转赠日本佛教界。日本佛教界中的友好人士收到佛像后，联名致信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对于日本佛教界未能制止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与痛苦表示忏悔，希望重新缔结两国佛教界悠久的传统友谊。他们采取的第一个具体行动是把被日本军队俘虏到日本的中国军人遇难者遗骨送回中国。从1953年起，分九批送回，历时11年总计送回3000多位中国烈士的遗骨。1961年5月，“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委员长大谷莹润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一份6700余人的殉难劳工名单，并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由日本佛教界1500余人签名的“日中不战之誓”签名簿，表示日本佛教界坚决捍卫日中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决心。1955年“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成立；1967年“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谈会”成立；1974年成立“日中友好佛教协会”等友好组织。1980年4月，在日本唐招提寺供奉千余年之久的中国唐代高僧鉴真雕像回国巡展。这次的民间活动意义重大，远远超出了宗教活动的范畴，而成为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积极因素。日本佛教各宗派的祖庭都在中国，中国佛教协会投资修葺了与日本佛教关系密切的山西玄中寺、天台山国清寺、西安香积寺等；日本高僧在中国求法时的寺院也得到了妥善保护，有些寺院还
建立了日本高僧纪念堂。如在广东肇庆庆云寺建了荣睿纪念碑；宁波天童寺建了道禅师缘法灵迹碑；国清寺天台祖师显彰碑；西安青龙寺惠果、空海纪念堂；山西玄中寺大谷莹润显彰碑等。◎ 1995年5月22日，中、韩、日三国友好交流会议第一次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日本参加日本佛教界在京都举行的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有韩国佛教界领导人在场，赵朴初会长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界悠久的友好交往有如“黄金纽带”。这一比喻使三国佛教界萌生了进一步建立友好关系的想法。赵朴初会长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上说：“在地缘环境上，我们山水比邻；在文化习俗上，我们同溯一源；在宗教信仰上，我们一脉相承。有许许多多的纽带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在所有的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我送给它一个形象名字：黄金纽带。回溯历史，佛教在中、韩、日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他联系当前的世界局势，希望三国佛教徒继承和发扬自古以来三国友好合作的传统，让这条黄金纽带“连接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亚洲的繁荣和稳定，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披精进铠、作大功德”。◎ 1997年10月27日，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第三次大会在立正佼成会京都普门馆开幕。
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认为，中、韩、日三国佛教界友好合作对加强三国关系、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具有重大意义。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宣言指出：“会议回顾了众所周知的在半个世纪前发生的那场战争给中国、韩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这是针对日本对中国、韩国的侵略而说的，因为三国佛教界在这一共识下，提出三国佛教徒要提高警觉，维护公理性，伸张正义，防止历史悲剧重
演。会议决定中韩日三国佛教交流大会今后轮流在中韩日三国举行，每年一次。1996年在韩国召开第二次大会，会议通过了《汉城宣言》；1997年在日本召开第三次大会，会议通过了《京都宣言》。两次会议的主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战争、环境保护、人心净化、道德、教育等问题。三国佛教界为世界和平祈祷，体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每次大会都有上千人参加，声势很大，在国际社会产生强烈反响。中韩日三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三国佛教界“黄金纽带”活动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199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三国领导人，李鹏总理（时任）发来贺电。在汉城开会期间，韩国总理李寿成（时任）等会见了三国佛教界人士。在日本开会期间，日本首相竹下登出席开幕式并致贺词。
2001年，三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共同举办了《僧侣镜头中的环保》摄影展，共展出160余幅摄影作品，全面反映了三国佛教徒对环境保护问题的独特视角与态度。
1956年11月24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纪念佛陀涅槃2500年盛大典礼，各国佛教领袖大多出席了这次盛会。这是近代佛教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会议筹备时间较长，内容也很丰富。主会场设在印度，分会场由各国佛教界自定。中国佛教协会作为佛教大国的联合组织也参与了这次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
1956年4月10日，赵朴初居士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发表佛陀涅槃2500年向全国佛教徒广播致词，题目是：《我们要不愧于先人，不负于时代》。他说：
“中国佛教徒和亚洲各国的佛教徒都有悠久深厚的关系。我们中国佛教徒不会忘记玄奘的老师、伟大的印度佛学大师戒贤；我们不会忘记到中国来传比丘尼戒的以铁沙罗为首的十九位锡兰比丘尼；我们不会忘记从柬埔寨和泰国来译经的僧伽跋陀罗和真谛；我们不会忘记从阿诸罗达王和江喜陀王以来的中缅两国佛教往来关系；我们也不会忘记一千数百年来我们和朝鲜、日本、越南、尼泊尔、老挝等国的佛教往来关系。我们记住这些历史关系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可以促进我们各国佛教兄弟姊妹们更加和合地生活。根据佛《涅槃经》的遗教，佛教徒的和合是佛法永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让我们各国佛教徒在这一伟大节日的感召下，努力加强我们的联系，更加友爱地合作与互助吧。 赵朴初居士清醒地认识到佛教对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在《广播致词》结尾处强调：“为了人类，为了佛教，我们应该学习佛陀的伟大榜样，致力于消弭战争……中国佛教徒愿意在学修与弘扬经教的事业上，在促进人类友好和平的事业上和各国佛教兄弟姐妹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 1961年4月11日，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喜饶嘉措大师向缅甸佛教界赠送象征三宝的佛舍利、藏经及衣钵等。图为缅甸佛教界以盛大的仪仗及行列迎接中国佛教代表团进入会场 ◎ 1957年7月28日，纳罗达法师代表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徒将一颗佛舍利赠送给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广济寺方丈大悲法师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这一珍贵礼物
东南亚信仰上座部佛教的信众，有佛舍利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见佛舍利如见佛”，特别是瞻仰朝拜释迦牟尼佛真身牙舍利，更有不可思议之福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佛教界发出请求，希望迎请供奉于北京佛牙舍利塔内的释迦牟尼佛牙舍利到缅甸作巡礼供奉，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1955年10月15日，佛牙舍利抵达缅甸首都仰光。缅甸联邦总统巴宇（时任）和总理吴努（时任）亲往机场欢迎并参加盛大的佛牙舍利迎奉典礼。佛牙舍利在缅甸供奉7个多月，有100多万人从缅甸各地到仰光朝拜佛牙。缅甸人民在顶礼佛牙的同时，也为中缅两国人民的胞波友情祝福。1956年6月5日，缅甸佛教会在仰光机场举行了隆重的佛牙舍利交还仪式，巴宇总统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亲自把佛牙舍利奉还给中国佛教代表团副团长赵朴初居士。1994年赵朴初居士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又积极促成了佛牙舍利第二次赴缅巡礼供奉。4月20日，缅甸“迎奉佛牙舍利赴缅代表团”来到北京广济寺，出席中国佛教界恭送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法会。赵朴初居士在欢迎奉迎团的大会上发表讲话。1996年年末至1997年年初，佛牙舍利第三次赴缅巡礼供奉，再一次为中缅两国的传统友谊做出了贡献。
佛牙舍利除三次赴缅供奉外，1961年6月，喜饶嘉措大师和赵朴初居士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组成中国佛牙舍利护侍团亲自护送佛牙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班达拉奈克总理率文武官员亲到机场欢迎。佛牙在斯里兰卡巡礼两个月，到过8个省份，9个城市，15个行政区，受到300多万斯里兰卡人民的虔诚瞻拜。佛牙舍利作为智慧与和平的象征，为异国千万佛弟子送去无量福德。佛牙舍利所到之处都播下了和平的种子。几十年来，这些种子已开出和平的花果，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2001年7月，中国高级佛学院丹迥活佛一行拜访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乌兰乌德堪布寺
1956年11月9日，以喜饶嘉措大师为团长，赵朴初为副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15人乘飞机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40个国家的400位代表和尼泊尔各界人士25000人。会议的主题仍是宣扬佛法，倡导和平，制止战争。但同时也讨论了释迦牟尼佛诞生地蓝毗尼遗址的复兴计划。11月20日，喜饶嘉措大师和赵朴初居士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尼泊尔捐助10000卢比作为蓝毗尼修复用资。1967年，尼泊尔国王马罕德拉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建议，决定复兴蓝毗尼花园这一历史文化遗迹。1970年成立了蓝毗尼开发国际委员会。1984年赵朴初居士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世界佛教联谊会。尼泊尔前国王秘书、尼泊尔佛教复兴会主要负责人鲁克达桑先生向赵朴初团长提出，希望中国佛教界能参与蓝毗尼花园遗址的复兴工作。赵朴初居士当即表示，蓝毗尼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是全世界佛教徒向往的地方。中国高僧玄奘、 法显都到过蓝毗尼，协助尼泊尔搞好遗址复兴工作，是中国佛教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鲁克达桑先生听了非常感动。同年12月，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专程访问中国佛教协会，请求中国参加“蓝开委”。1986年，赵朴初居士与班禅大师一同出席了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15届大会。班禅大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佛教界宣布，为了支持尼泊尔蓝毗尼开发计划，中国将以援建的方式在蓝毗尼兴建一座佛教寺院。此后不久，赵朴初居士便将这一筹建中的寺院命名为“中华寺”。1996年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和赵朴初居士亲自领导下，中华寺破土兴建。
1999年年初中华寺竣工。6月24日，中国佛教协会批准“八僧一俗”共九人进驻中华寺。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中华寺于2000年5月27日举行盛大开光法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及数百名中尼两国佛教界人士出席了盛会。中华寺是中国佛教界与南亚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又一历史见证。
